1943年6月13日的那场11比1，至今仍被反复提及，因为它已超出一场球赛的范畴。赛后巴萨方面称球员在更衣室和入场时遭到威胁，皇马则将胜利归结为竞技发挥，两种叙述至今难以彻底和解。无论真相细节如何，这场比赛把两队之间的对立牢牢裹上了政治与社会情绪的色彩。

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分别在1899年和1902年成立，早期的竞争更多体现在城市荣誉、联赛名次与球员较量上，尚未承载后来的沉重象征。然而，两队成为宿敌的深层原因，与更久远的地区与中央权力的矛盾密切相关。自15世纪西班牙王室通过联姻将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联合以来，所谓的“西班牙”并非自始即一体化。阿拉贡及其下属的加泰罗尼亚保留了各自的法律、议会与财政传统，这种地区性差异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多次与中央集权发生冲突。

17世纪中叶，为应对对外战争，王室向各地征税和征兵，引发了加泰罗尼亚的“收割者战争”。更重大的转折来自1701—1714年的王位继承战争：加泰罗尼亚支持哈布斯堡一方，巴塞罗那抵抗至1714年失败后，波旁王朝通过“新普兰塔法令”取消了许多地方特权，中央集权显著增强。对马德里而言，这是一种国家整合；对许多加泰罗尼亚人来说，则是权利与制度被侵蚀的创伤记忆。两种历史解读并存，为后来巴萨承担地区认同功能埋下基础。

19世纪加泰罗尼亚率先工业化，经济与市民阶层的兴起推动了语言与文化的复兴。巴塞罗那俱乐部从成立之初便带有浓厚的城市与地区色彩，逐渐被视为加泰罗尼亚身份的象征；这并不等同于所有球迷都支持独立，但在语言与政治表达受限时，球场成为一种集体认同的公共空间。相比之下，位于首都且获王室加冠的皇马更易被外界视为中央权力与国家形象的代表，尤其在独裁时期，这种象征性更为明显。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加泰罗尼亚一度获得自治，随后多次被中央收紧或恢复，地区与中央的拉扯持续至内战。1936—1939年内战将这些矛盾推向武装冲突，加泰罗尼亚是共和派的重要基地；佛朗哥胜利后，对加泰语与地方政治的压制使得巴萨的地域象征更受当局关注。皇马与佛朗哥政权的关系并非单一线性，但其地理与称号带来的资源优势，确实使得两队处于不对称的位置。

在这种长期的政治与文化张力下，1943年的那场大比分和围绕它的传闻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赛场记分与赛外记忆交织，使国家德比不仅关乎足球成绩，也承载着历史伤痕与认同分歧。佛朗哥统治后期，文化生活出现有限放松；1975年独裁者去世后，西班牙进入民主转型，地区自治问题得到制度化调整。尽管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皇马与巴萨之间的对抗已深植于历史与社会结构中，至今依然是体育之外更广泛文化与身份冲突的映射。